徐虹雨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，就职于湖南常德市委宣传部。报告文学《军歌嘹亮》入选 2019年度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创作项目、湖南省作协深入生活创作项目。出版图书 6本，其中 3本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社科普及读物，2本荣获常德市原创文艺奖。
在湖南澧县的城头山遗址，一共出土了1.6万件文物，其中陶器最多，有近万件。若加上残破的口沿标本，陶器数量则更多。如今，城头山博物馆展出100多件陶器。
隔着透明的玻璃橱窗，我凝视着那些形态各异、颜色有别的陶器。那些陶器，张着或深或浅、或圆或扁、或大或小的口，保持着倾诉的姿态。
时光凝固，陶器凝固。我依然保持着倾听的虔诚，听，它在诉说——
缝合的针脚
一
这些陶器出土的时候，大多损毁。城头山博物馆里陈列的陶器，均经过了修复，修复的部位呈现出白色石膏泥的底色。石膏泥在缺口处留下印记，像时光缝合的针脚。
当年，是谁将这些文明的碎片一一拾起，拼合成型？
故事要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门考古工作站说起。陶片被运抵此处，由专人整理、修复。汪华英就是其中的一员。如今，她已退休，被返聘回岗。
我见到她时，她正埋首于澧阳平原考古工作站的修复室。二楼房间不大，地上摊开着鸡叫城遗址出土的陶片。墙角堆着已经整理的陶片，陶片用标本袋装着，标本袋上有黑色油性笔标注的出土地、日期、地层和探方号。四周铁架列队般站立，上面安放着已修复完成的陶器。每一件陶器，都附有一张“身份证”。
我抽出一张，编号“T14M56:3”。她接过去，轻声解读：“这是第14号探方，56号墓，第3件器物。”数字是陶片的坐标，也是她与古人对话的密码。
她就在陶片的海洋中，和我聊起来。
1995年3月，石门考古工作站招人。地点就在她家对街。“近，能顾家，还能挣点钱”，她抱着这样实际的想法报了名。新招的四个人里，有她，还有朱元妹、龚辉群、龚永红。加上早一批的向开进、严华平、方芳，7个人，就这样成了文明碎片的缝合者。
从来没有接触过文物修复工作的汪华英，被带进一间房间，地上摆满陶片，木架上放着或修复完毕或等待修复的陶器。
“你们的工作，主要就是修复这些陶器。
不急，熟能生巧，手慢慢熟练了，工作就轻松了。”向开进说。
那年，向开进已经从事文物修复工作10多年。
向开进在他们面前摆放一堆零散的陶片：“你们先熟悉一下这些陶片，尝试着动动手，拼一下，就像玩拼图一样。”
汪华英的工作，就从这堆陶片开始。
跟着向开进学，辨认陶质陶色，辨认部位的特点，并默默地记在心上。几天之后，汪华英便开始自己动手，在一堆碎陶片里寻找规律。慢慢地，她的手越来越熟练，修补面积不大的陶器，一天便能修复完整。修补的石膏泥也越来越均匀、光滑。
她端详自己修复的第一件陶罐，忽然笑了：“这还真不是一堆烂瓦碴。”
以前，她和其他村民的想法一样，觉得考古人员挖出来的不就是一堆烂瓦碴吗，又不值钱，干吗还那么辛苦地去挖，挖回来后还要当成宝贝疙瘩一样研究。当她近距离接触古老的陶片，当考古人员拿着陶片告诉他们陶质、陶色、纹饰特点，并从残片口分析当年烧制时先民们在泥土中是否添加了砂石，烧制的温度是否达到火候，烧制出来的这些陶器曾用于什么……她慢慢感到，自己面对着的，不再是一堆“烂瓦碴”，而是活着的历史。诸多的信息，为这些陶片增加了故事感。
这些陶片握在手里，或粗粝或细腻，或干燥或潮润，或硬如铁或软如泥，却都仿佛还带着炊烟的温度，带着人的声息。历史不再是书页上的年号和事件，而是陶碗中的饭、陶釜中的汤、陶鼎里的生活。
城头山的考古成果被写进中学历史课本，那些内容正来自厚厚的四大本考古发掘报告——正是在石门考古工作站整理成册的。报告里的很多陶器，由她修复，留有她的指纹。
如今，女儿早已长大。回忆起年少时一次次跟着母亲走进工作站的情景，女儿刘颖说：“那些陶片曾经只是碎片，但在妈妈手中，它们重新复活，它们盛放的不仅是食物，更是一段段消失的生活。”
工作站，是女儿的第二个历史课堂，也是汪华英自己的人生教室。
1995年，她走进考古工作站的大门，想法很简单——在家门口谋一份职业养家糊口，她没有想到这份工作会在未来给予她超出养家糊口的物质满足，更有精神上的愉悦和自豪。她说：“当看见我修复的陶器，被拍成照片写进书里，被作为展品陈列在博物馆里，没有人知道是谁修复的，但是我依然会感到很高兴，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。”
她话不多，耐得住寂寞，修复文物的工作，安安静静，十分适合她。每当她在万千碎片中突然发现两片能严丝合缝地对上的那一刻——“咔嗒”一声，轻微得几乎让人听不见，但她听见了。数千年的碎片，在她手中重新归位，成就感依然会从心里升起，哪怕这样的成功重复了成千上万次。
30多年间，她并非没有过动摇。
有人邀她外出打工。离家远，她没有去。毕竟女儿需要照顾，老人需要赡养。
女儿大了，又有人动员她，她心里翻来覆去想过很多遍，最终都化作一句：“还是舍不得。”
最初，他们只是临时工，干一天活，拿6块钱。2009年，他们转为合同工，按月领薪，退休也有了保障。这份原本只为糊口的工作，从此更是在她心里扎下了根。
如今，他们的工作成果，浓缩在《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》里，出土的陶器图片，是图片册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。石门考古工作站与澧阳平原考古工作站都存放着城头山的发掘报告，汪华英时常会翻一翻，手指抚过光滑的纸页，自言自语：“修复得还不差。”
我问她，这些图片中，还认不认得哪些陶器是自己修复的。她笑了笑，摇摇头：“陶器太多了，城头山遗址出土了上万件呢，真不记得了。”
当时，在石门考古工作站，有7个人修复城头山遗址的陶器，人均修复上千件。他们除了修复城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，还有八十垱、彭头山、鸡叫城等遗址出土的陶器。
但她清晰地记得一件瓮罐，出自城头山的墓葬区。它碎得极为彻底，残片混杂在泥土中，几乎看不出器形。质地酥脆，沾手就掉粉。她用毛笔蘸着清水，花了整整两天才完成清洗。比对时，根据弧度、口沿拼接时，几乎找不到规律，她凭借着经验，在无序中寻找蛛丝马迹，终于找到了第一对可以严丝合缝的碎片，慢慢从小块拼成大块，慢慢成形。那个瓮罐，花了她近一周时间。当这件高40多厘米的大家伙稳稳地站立在她眼前，她不由得喃喃自语：“蛮好，蛮好。”
汪华英记不清自己修复了哪些陶器，但对师父向开进修复的陶器记忆深刻。城头山遗址出土的三件陶器——彩陶杯、镂空圈足豆、折腹碗，上了邮票，主要的修复者便是向开进。
他们在修复陶器的时候，并不知晓哪件最为珍贵，在他们眼里、手里，那些陶片都是文物，都要努力修复好。向开进在修复的时候，也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珍稀，只是感觉器形有别于常见的陶器。
这三件上了邮票的陶器，淹没于向开进师徒修复的数万件陶器的海洋里。
向开进还修复了一件造型************的陶罐，一组有4件，分别是1个陶罐、3个陶支座。这件陶器出土于澧县的彭头山遗址，距 今9000—7800年。3个 陶 支 座 如3只 笨重厚实的长靴子，将陶罐支撑起来，方便古人烧火烹煮食物。汪华英说：“我们看它的造型有趣，就取名‘靴子’。”
如今，“靴子”陈列在常德博物馆一个单独的玻璃柜里，体现着它的珍贵。陶罐下还放着木柴，重现当年古人使用它的场景。
当年，向开进是如何修复的？他的徒弟们脑海里，只有他埋头苦干的画面，却无法如拼凑陶片一样，将师父的故事拼出来。
向开进的故事“陶片”，被他带进了泥土。2022年9月22日，72岁的他将一生的智慧都留给了这些沉默的泥土，自己也化为了沉默的一抔泥土。
师父向开进当年传授的方法、说过的话，汪华英又传给年轻一代的文物修复师。在澧阳平原考古工作站工作的贺吟虹、严微等都曾向汪华英请教。
二
那一刻，我成为她的临时徒弟。
陶片，就是生动的教具。她在陶片堆里，先教我认识陶器。
我拾起一块黑陶，发现有的断面一层黄、一层黑，又一层黄，像一块夹心黑面包，我展示给她看。
汪华英笑着说：“这比较复杂，不知道古人是如何烧制的。我还不太清楚具体的答案。也许是烧制的过程中温度不均匀；也许是材质不一样，有的加炭，有的加砂。”
我问她，动手前，是否会在脑中勾勒它完整的模样。
“我们不靠想象，”她的回答斩钉截铁，“它原本是什么样，我们就拼回什么样。陶器自己会说话，不能凭想象，它有大有小，有高有矮，有厚有薄。”
我蹲下身，面对一小堆陶片。
“你先试试，就像玩拼图。”她说。
接下来的两个小时，我按照颜色、厚度、质地进行分拣，拿起每一片，仔细观察它的断口，在碎片里为它寻找离散的伙伴。然而，没有一次成功。每一片似乎都在抗拒我的组合，沉默地宣告我的失败。
直到脖颈酸疼，我才听见窗外知了撕心裂肺的鸣叫——“知了，知了”。 它们似乎已经嘲笑了我很久。而我，对此一无所知。
面对这一小堆沉默的“未知答案”，我只能报以苦笑。
汪华英看出了我的沮丧，宽慰道：“现在留下的，都是不好拼接的。我们去拼，也要花很长时间的。”
她取过一件需要修复的灰色陶杯。它小巧精致，为圈足，圈足上有三个规整的镂空小孔，器壁薄，陶质细腻。她开始演示：将石膏粉在小碗里用水调成细腻的膏体；一块橡皮泥被擀压成薄而均匀的衬垫，仔细贴合在器物内壁的破损处；再用勺子蘸取石膏泥，一层层，均匀地覆在橡皮泥上，厚度要比原有陶壁略高一点，留修复打磨的余地。
待石膏半干，她便小心取出内衬的橡皮泥，再用各种工具精修细磨，拿纱布反复抛光，直到新补的石膏与古老的陶壁浑然一体。
修复完成的陶杯被放入一张属于它的“身份证”。她的工作至此基本完成，接下来，它将交由绘图师记录形态，由摄影师留存影像，最终定格于厚如城砖的考古报告里——那是考古人交付给历史的最严谨的学术档案。
汪华英的舞台不止于文物修复室，她的足迹还延伸到岳阳、龙山、三峡等考古工地。“只有亲临发掘现场，亲手清理探方里的泥土，”她说，“你才会真正理解手中每一片陶的重量，才会对这份工作生出真正的敬畏。”
距澧阳平原考古工作站仅一门之隔，便是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。公园内的博物馆里，陈列着100多件修复完整的陶器。其中，便留存着她的指纹与呼吸。
她赋予破碎的陶片以重生。厚厚的考古发掘报告里，没有出现“汪华英”这个名字，但是，她修复的作品，还有更多如“汪华英”们修复的作品，永远留在历史的档案里。历史档案记下了他们双手的温度与掌纹。
不灭的窑火
一
城头山博物馆展示的陶器、遗址出土的陶窑，吸引了年轻的烧窑人——武陵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、湖南省高级工艺美术师张迪熙的目光。他一边认真地看，一边拿出手机拍摄。
城头山博物馆大厅内，一面墙上展示着古老陶片上刻写的一些符号。他久久端详。
那些符号，有的如文字“五”，有的如飞腾的凤凰，有的如爬行的龟，有的如并行的双人……它们不是文字，却比文字更古老；不是图画，却比图画更神秘。他久久站立，仿佛能透过这些符号，看见先民以石为笔、以陶为纸，刻下祈愿、记下时节、留下图腾。
他将它们拍摄下来。
他走近陶器展柜，俯身靠近，目光一寸寸掠过那些或粗粝或细腻的陶面，不时举起手机，将某些细节定格。
那些修补完整的陶器，他并不知道是谁烧制、由谁挖掘、经谁修复。它们在一个现代制陶人心里，是一捧土与一场火见证的人类智慧。
常德与陶的记忆，是否起源于城头山？或者更加久远？他暂时还不清楚准确答案。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，也许答案会不断地更新到更为久远的过去。他清楚的是，自己与陶的缘分。
这份缘，起于爷爷。爷爷是湖南常德桃源七一瓷厂的制泥工，负责将工厂采购的泥淘洗、过滤。
在孩子的眼里，爷爷的工作就是玩泥巴。
儿时的张迪熙也喜欢玩泥巴，在稻田里与伙伴们打泥巴仗，在晒谷场捏泥巴人。当或细腻或粗糙的泥巴从指缝里溢出时，快乐也溢满少年的心。无意间，让泥巴从指缝溢出的触感，成为他最早的艺术启蒙。
2006年，他考入景德镇陶瓷大学陶艺专业，进行为期4年的学习，学习如何把泥巴玩出新花样。
2007年，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合计，在距离学校不远的街巷租了一层楼，共计200多平方米，作为陶艺工作室，取名“079吧”。0798，是景德镇的区号，他将“8”改为“吧”，暗喻这是一处淘艺、谈陶、玩陶之地。
买来设备，将从书本学来的知识转化为手上的实感：拉坯、修坯、上釉、烧成。
每个周末，他们都会带着精心制作的陶瓷作品，早早来到集市占位置。
他还记得第一次摆摊的场景。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他们放下大学生的羞怯与骄傲，和身旁摆摊设点的店主一样叫卖着。可是一整天下来，询问的人寥寥无几，更别说购买的。
摆摊的经历，让张迪熙学会了如何与顾客沟通，如何了解市场需求，也让他深知自身技艺不足。他主动向周边的老师傅学艺。
工作室旁，就有当地的一些陶窑，大大小小有10多家。这些陶窑，成为他们的第二课堂。忙碌的工人师傅们，是他们的“课外辅导员”。
得知工作室斜对面的作坊里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张师傅，擅长传统陶瓷拉坯、修坯工艺，张迪熙和陶友登门拜访。
刚开始去时，张师傅只是默默打量了他们几个年轻人一眼，手上的活儿一刻没停。拉坯机飞速转动，泥团在他掌心渐渐升起、塑形。张迪熙不敢多言，只是屏息站在一旁，眼睛紧紧盯着那团旋转的泥巴和张师傅灵活的手指。
“你们这群毛头小子，只是弄着好玩的吧。”张师傅瞟了他们一眼。
“不，不，我们是真心想学您的手艺。”
张师傅忙着手中的活儿，懒懒地说：“好多人来的时候都这样说，没几个坚持的，还白浪费了我的时间。”
张迪熙不放弃，隔三岔五就到张师傅那里，有时帮着张师傅打下手。慢慢地，张师傅放下戒心，开始指点一两句。
“手要稳，力要匀。”
“泥料的干湿得看天气。”
…………
这些朴素的话语，却让张迪熙茅塞顿开。他回去后反复琢磨练习，拉坯的线条也从最初的生涩变得流畅起来。
张迪熙和同学们的手法越来越老练，“079吧”的名气也越来越大。2008年暑假，他们接到一个大单——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教授张玉山联系上他们，要求制作一组大型室外陶瓷壁画，时间为一个半月。
这组壁画以电影《庐山恋》为主题，需要将陶瓷材质与户外环境完美结合，这对陶瓷尺寸的精确度和抗风化能力都有极高的要求。
他们找来老影片，搜索旧海报，反复观察分析影片中人物的特征，从中寻找创作的灵感。
整体构图，按比例裁切陶板，调配适合户外的高温釉色……每一步，他们都认真对待，仅设计图纸这一步就易稿十几次。
他们以笔为刀，以釉为墨，在陶板上勾勒人物的眉眼、山川的轮廓。每一笔画、每一道颜色都凝聚着他们对电影情节的理解与对陶瓷艺术的敬畏。
烧制环节更是充满挑战。要确保壁画在户外环境下的稳定性，他们选择了难度极高的高温烧制工艺，柴窑窑火温度需要准确控制在1300℃左右。
经过40多个日夜的奋战，当一块块陶板从窑中取出，看着那些在高温下釉色交融、画面生动的作品，他们终于露出了疲惫却欣慰的笑容。
2010年，张迪熙大学毕业，在工作室安顿下来，制陶、烧陶。
他参观全国各地的陶瓷博物馆，走访全国有名的窑址，寻访制陶师傅。
他在一个“缸中舞者”的身上，看到了古法的传承。
那是在景德镇的一个大缸作坊，4名赤膊汉子正围着一个巨大的陶轮工作，古铜色的脊背闪着汗光。陶轮中央支着一个简陋的木架，一个年轻人腰间系着粗麻绳，悬空吊在已经初具雏形的巨缸内部。
“收腹！右转半寸！”另外一个老师傅吼着。
张迪熙屏息观察。
只见缸内的年轻人立即蜷缩身体，双手同时按压缸壁。陶轮缓缓转动，他的身体随之摆动，如同时钟的摆锤。一旦“摆锤”失去平衡，他便双脚轻点缸壁保持平衡，双手仍不停地抹平内壁泥料。
大缸外的赤膊汉子各司其职——一人控制转速，一人添水，一人加泥，一人观察整体形态。
一刻钟后，“摆锤”被缓缓放下，那个年轻人解下腰间绳索，腰上已被勒出深红的印痕，旧伤叠新伤。
“这是小斌，我们这里最年轻的缸内匠。”老师傅介绍道。
张迪熙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非要人悬空进去？”
老师傅解释：“只有悬空吊着，才能兼顾全部内壁。这是老祖宗想出的法子，传了几百年。”
休息片刻，下一轮开始。小斌系好绳索，四人一齐拉动滑轮，再次将他缓缓吊起送入缸中。
“开始！”老师傅令下，陶轮转动。
小斌在缸内随着旋转摆动，全凭腰力和脚点缸壁保持平衡。他的手始终没有停歇——抹、压、推、平，手法准确如机械。
一小时后，大缸初步成型。
“这口缸烧成了能装1500斤水。”老师傅满意地拍拍缸壁，“全景德镇，还能做这种缸的不多了。”
问及为何不用现代技术，老师傅摇头：“机器做的缸壁均匀，但没魂儿。手做的每口缸都不一样，有生命。”
小斌轻声说：“我爷爷是做这个的，父亲那辈没人愿意学。到我这里，不能再断了。”
看着小斌身上被绳索勒出的印痕，张迪熙不再发问。他感到，所有的答案，都已经写在那一道道勒出的印痕里。
在广东佛山一位制陶人的专注里，他看见了陶泥文化的热闹与寂寞。
他站在被誉为“活化石”的古龙窑前，看它依山势斜坡而建，如卧龙蛰伏。窑身瓦顶斑驳，覆着经年累月的窑灰，每一寸都沁着陶瓷的气息。
游客熙攘，拍照打卡，匆匆而过。他转过古灶后方，在一排旧厂房改造的工作室里，他找到了那位制陶人——区伯钊。65岁的区伯钊正对着一粒陶土，指尖微动。
张迪熙悄声走近，屏息观看。
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稳得出奇。拇指与食指轻捻，米粒大的陶土便成了身；镊子轻点，塑出四肢；针尖细描，刻出面庞。不过三五分钟，一个正在打太极拳的老者便在他指尖诞生，衣袂飘飘，神态宛然。
“年轻人，看很久了吧？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沙哑却温和，手上动作未停。张迪熙说明来意。他笑了笑，眼角皱纹如陶器开片，细密而深邃。
“我做了47年咯。”他说，并从身旁木盒里取出一组微缩场景——市井百态：孩童追逐，妇人烹茶，老翁对弈，甚至茶壶冒出的热气都形象生动。每个陶泥人物不过半截手指大小，却眉目清晰，姿态生动。
区伯钊递给张迪熙一个放大镜。
透过镜片，他震惊了：老翁脸上的笑纹、孩童奔跑时扬起的衣角、妇人眼角的慈祥——细节纤毫毕现！
这需要何等的眼力与定力啊！
区伯钊曾经带过十几个徒弟，最长的坚持了两年，如今都转行做批量生产的工艺品了。“现代人慢不下来喽。”他说着，手指仍不停工作，一个吹糖人的小贩又在他指间成型。
从区伯钊的世界里走出来，张迪熙的心却没有跟上脚步……他的心，有自己的节奏，慢了下来。
一路寻访，张迪熙的行囊，越来越鼓胀，里面装着满满的各色陶窑。
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的八旬制陶人洪树德，生命的烛光明明灭灭，一阵风似乎就会将它吹熄。当自己的生命进入倒计时，老人所关心的是祖上点燃的那口窑火是否也会熄灭。从事金融工作的女儿，在那一刻，从父亲不舍的眼神里第一次读懂家族使命。她义无反顾地辞去国企的工作，回到家乡，点燃窑火。
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的学童余学铭，从学堂回到家，除了完成学校里的功课，他还有一份课外作业——跟着爷爷玩泥巴、学做陶。脚踩泥巴、手搓泥巴、胳膊揉泥巴，少年从小就懂得泥土的特性。张迪熙问少年：“你长大后，想干什么？”少年摆弄着手中的泥，想也没想就回答：“做泥巴。”小小少年，还不懂什么叫家族使命、手艺传承，但是他小小的肩膀，却已然挑起了比陶土更重的使命。
从汝窑到钧窑，从龙泉到德化，他访窑口、看土质、请教老师傅。在河南宝丰，汝窑的原产地，他捧起那里的“玛瑙入釉”之土，明白了何谓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；在福建德化，他见识了高岭土如何成就“中国白”的温润如玉。每一处名窑，都离不开“本土”二字——取材于当地水土，顺应于当地气候，成就于当地人文；每一处名窑，窑火不灭，无外乎一个词——传承。
他却始终漂泊。景德镇、铜官、德化、宜兴……一路行走，一路自问：我的陶，根在何处？
二
父母一次次催促他返乡。家里经营建筑材料生意，需要人手。
张迪熙志不在此，他喜欢与泥巴打交道。
直到2017年，他返回常德，在家乡扎下根。不跟着父母做材料生意，而是继续做陶，成立了武陵窑陶器厂。取家乡的土——金刚土制泥坯，取家乡的柴——樟树、松木烧窑，他希望烧制出家乡的好陶——武陵陶，硬朗似山，温润如水，质朴如土。
“武陵，是常德的古地名。窑，既是陶窑，也是歌谣。制作陶器，我感觉能听见泥巴在唱歌。这种感觉，让我很愉悦。”他说。
回到家乡，他开启了家门口的文化之旅——走访古陶遗址、参观博物馆、寻访制陶人。
在湖南常德安乡的汤家岗遗址出土了大量白陶，距今7000多年。他来到遗址的古河床，看见土层里夹杂着大量陶片，惊呆了。“震撼！敬畏！这是老祖宗在7000多年前留下的啊！他们是我的同行！”
古河床上，有白陶、黑陶、红陶等碎片。他捡起其中几片。白陶陶片很薄，陶质细腻。红陶中间为红色，表面为白色的化妆土，如人敷粉。
他认真地看着，连连感叹：“那时，没有好的机器，也无法很好地控制窑温，古人如何能烧制出这样好的陶器来？！”
得知湖南省博物馆陈列着国家一级文物——安乡汤家岗遗址出土的八角星纹白陶盘，他又赶过去一睹芳容。面对距今6800—6500年的古老陶器，他不敢相信，在那么古老的年代里，陶工们竟能用一双双巧手，在陶器上文出极其繁缛的纹饰，有从上到下分层次的戳印篦点纹，有神秘的“X”纹，有繁复的带状几何纹，还有“S”纹等。
在常德博物馆，他看见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的一组灰色的陶罐，便移不开脚步。陶罐的标签上标注着“观众最喜爱文物”。那三只如靴子一样厚重、可爱的陶支座支撑着一只圆润的陶罐，造型与众不同，让人一眼就能记住。他不由得笑出声来：“这不就是我们常德古老的炖钵炉子吗？”他一看年代，距今9000—7800年。不得了，这或许是中国最古老的炖钵实物。
在城头山博物馆，他尤其留意一件硕大的红陶缸。陶缸外壁文着七条粗犷的绳纹，距今5300—4500年。他不由得感叹，当年，陶工是如何如同砌房子一样将一层层陶土垒高、塑成如此的大件陶坯，又如何控制窑温使其不开裂。
他看陶，又不仅仅是看陶，透过玻璃展柜，更看见遥远的劳作场景，看见什么样的火候才能烧制出这样的颜色与质地，看见怎样的方式才能在陶坯上留下古老的纹饰。他还看见了那些“不完美”的细节——手指在泥坯上留下的偶然划痕，窑火煅烧时产生的意外窑变，甚至是一些烧制失败的作品。远古的制陶人与自己一样，会失手、愿尝试、有惊喜。这种与古人共情的瞬间，让他无比感动。
他还特地走访了城头山遗址区的古窑址，站在那片被岁月压平的窑基前，他想象着先民们在这里取土、练泥、生火、制陶，为了生活，也为了美。他忍不住写下这样的心得：“那种感觉非常奇妙——我仿佛看到了他们每天打交道的泥土、水和火，在6000多年前，以几乎同样的物理形态。先民已经打开了鼎食文化的大门，而今天，我们依然在延续这种文明的温度。”
无论是站在汤家岗古河床上凝视古陶片，还是参观城头山出土的陶器，他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远古的温度。对他而言，寻访有关陶的遗址，是一场朝圣之旅。每一块陶片都像是一封未写完的信，等待着制陶人去破译其中的故事。
他还去各地收集爷爷曾经工作过的陶瓷厂——桃源县七一瓷厂生产的产品。绘着桃花源美景的茶杯、黑色如同金属的陶钵、印着“纪念品”红色字样的茶壶……这些，是爷爷的记忆，也是家族的记忆。
他又走乡串巷，收购烧陶的老工具，木拍、陶托、石印……
数年的寻访，让张迪熙豁然开朗：“我们做的每一件器物，最重要的不是完美的技术，而是注入其中的专注、思考与情感。这是机器无法替代的，也是武陵窑最珍贵的灵魂。”
古老的窑火，不能冷却！一辈辈年轻的制陶人，如同接力，跨越时空，永续窑火。
武陵窑陶器厂有柴窑、电窑、气窑。电窑、气窑能科学地调控窑温，而张迪熙仍固执地保留了一口柴窑。“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，不能丢。”他说。
烧柴窑，是一场与时间的漫长对话，短则1天1夜，长则7天7夜；也是一场对心理承受力的考验，不确定的窑温，不确定的窑变与釉变，火苗的摇摆、釉彩的挥发、窑灰的飘落，都有着不确定性，这些不确定性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，也有意想不到的失望。
烧柴窑，最佳烧制时节在盛夏——窑温更稳，陶色更润，却也最苦。“许多老窑厂不许女人进窑。窑工光膀赤身，汗如雨下。”他想起爷爷所在的厂子也曾如此。
窑壁之内上千摄氏度高温，隔着厚厚的窑壁，依然散发着热量。窑外暑气又蒸人。古今烧柴窑人的苦，是相似的。隔了千年、万年，依然能感知。
一望无际的澧阳平原，风无遮无拦。城头山遗址又建在高岗上，远古的风，想必更加肆无忌惮。那时的古人，如何在狂风中守住窑温？是否也选在盛夏烧制？用的可也是拾的木柴与松油？每一次开窑，他们是否也像我们这样，心怀忐忑，又满怀期待？
窑火，点燃他心中不绝的追问。
他保留了古人烧窑的方式，也保存着古人制陶坯的手法。
常德朗州路的“一方院子”，是他的工作室兼作课堂，摆放着木拍、陶拍、慢轮、竹刀、陶模、底托等传统工具。他演示如何用陶拍在坯体上拍出篮纹、绳纹、方格纹——这些纹饰亦见于城头山出土的陶器，是远古留下的手艺印痕。
三
我尝试像先民那样制陶：淘洗陶土，滤去砂砾，细腻的泥浆从指间流淌。沥干、揉搓，将泥团置于长木凳上。张迪熙双腿夹凳，双手揉泥，如和面般专注。“揉得越好，泥越有韧性。要把空气全部挤出，陶器才无气孔。”
那团黄泥在我手中柔软而坚韧。我一边揉搓，一边发问：“没有机器的时代，古人就是这样用双手和身体驯服泥土的吧？”也许不止用手，还用脚踩、用棒捶，用全身的力气与泥对话。
我们打算做一只陶罐，并在罐壁拍出纹样。泥团覆上慢轮，用木拍轻轻击打，直至如镜般光滑。边缘毛糙处，用竹签贴边转动，剔去余泥，轮廓顿显清朗。再将搓成的泥条环接在“镜面”四周，轻拍融合，层叠而上。正要续第五层时，张迪熙叫停了：“要等它风干定型，否则承受不住重量，前功尽弃。”
我们静坐慢轮旁，等待泥土呼吸、变硬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为何张迪熙在城头山博物馆里，总对那些粗朴的大陶罐凝视良久。他看到的不仅是陶，更是一整套烦琐的工艺、一代代陶工的汗水，以及它们所承载的远不止水与粮，还有一个民族对生活的热望、对泥土的敬畏与重塑。
当我一手持菊花纹木拍，一手以内侧陶托支撑，双手合拍下去，陶坯外壁瞬间绽开一圈花纹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在澧阳平原考古站，研究者手持陶片讲解纹饰来历，我却迟迟未能领会。直至这一拍落下，时空仿佛贯通，“拍印纹饰”这个词终于有了画面。
当我将细泥条捻作绳纹，再用指甲斜压出一排纹样，城头山博物馆中解说员口中的“绳纹”“水波纹”也终于不再抽象。它们从我指尖生长出来，古老的知识以原始的操作方式复活。
陶瓷制作技艺属于古老的非遗，张迪熙在传承的同时，还不断创新。
桃花系列，便是他的得意之作。“常德是桃花源里的城市。一朵朵盛开的桃花，是我们城市的文化符号。”他说。
杯、盘、碗、盏，皆染桃红。
色有深浅，如墨韵氤氲；形有聚散，五瓣可组为一朵桃花；花有开合，或恣意怒放，或含苞待放。
有的器身手绘桃枝，有的则以捏塑桃花点缀，立体生动。哪怕都是手捏桃花，设计亦各异。或做成桃花枝，插入陶制花瓶；或做成桃花灼灼的香插，静待香薰袅袅升腾。
他还设计出“爱情杯”——杯底塑双桃造型，蘸印泥可盖出“双桃印章”，寓意爱情结果。
擂茶系列的杯盏，也是他为家乡而作的“情感定制”。
“常德人爱喝擂茶，擂茶的压桌菜，需要很多碗碟盛装。我便设计了一个套装，大大小小共100多件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点开手机里的一张图片。那是桃花源景区一家餐厅定制的擂茶陶瓷系列展品，擂茶陶具陈列如画，桃红渐染，器形错落，传统与现代在此圆满相融。
也许，6000多年前，城头山先民就和如今的桃花源中人一样，喝擂茶了。
在城头山博物馆，张迪熙看见了一件陶器——红陶擂钵，那是一件古老的粉碎加工工具，钵体内壁有刻槽，以此来增加研磨食物时的摩擦力。
古人曾用它擂过什么美食呢？是古老稻田里长出的稻米，还是古护城河开着紫花的菱角？
“那件古老的擂钵，让我想起了奶奶。小时候，我的肠胃不舒服时，奶奶就找来一些中药材，在擂钵里擂碎，再用开水冲成四磨汤端给我喝。”张迪熙儿时的美好回忆被唤醒。
他还尝试着像区伯钊那样，用陶泥营造一个小人国。小人国里，人们挥舞擂棒磨擂茶，坐在小桌旁喝擂茶，一派热闹景象。
对现代制陶人张迪熙来说，制陶不只是塑造泥土，更是一场对自我的重塑。
“陶瓷塑造了我的性格。烧制陶器最大的魔力在于训练一个人的抗挫折能力，你要不断地打碎自己，再重新拾起。”
对于自己所烧制的作品，他目前最满意的是一件荔枝花瓶，高50厘米。这件作品，也曾是最“折磨”他的作品。
他说：“这款陶瓷，我反反复复烧了10多窑，每一次开窑，就像开盲盒，又激动又紧张。”
他先将荔枝绘制在泥胎上，表现出枝与叶、叶与果的和谐。再调配色彩，在小瓷片上进行烧制。
红取自玛瑙，绿来自绿松石，蓝出于氧化钴——皆取自天然矿石。
最难烧制成功的是红色。“我们有一句行话：‘要想穷，烧郎红。’郎红，是公认的‘色釉之釉色大成’。红色的釉最难烧成功。”
窑内的温度高了，红色颜料挥发，烧制出来的红色便十分清淡。温度低了，红色又发暗发黑。
在正式烧制陶器前，他先烧小瓷片做实验。荔枝果的红、叶片的绿、枝条的灰，他将一些颜料涂在小瓷片上，看烧制出来的颜色效果。做好调配后，他才正式涂抹在陶器上。
待颜料干透，方能进窑。
第一窑，红发黑——窑温不足；第二窑，红又过淡，果形模糊——温度高了；第三窑，红绿失调，叶夺果彩——色彩失衡；第四窑，色匀而釉中有杂——坯面一粒微小的石膏凸起阻碍了釉液；第五窑，整窑坍塌——不知为何，一件器坯倾倒，全军覆没……
直至第十窑。他再次站到窑前，屏息开门——这一次，荔枝红了，果粒饱满，枝叶相衬，釉色清润。它终于成了。
在他的玻璃展厅里，还保留着其中的一件荔枝花瓶。“它就像一本教材，提醒着我，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。”
对于下一步的发展，他心里已有蓝图。
“我想整理常德古老陶器中一些有特色的纹饰、器形，推出一些制作这些古老陶器的体验活动，让几千年前的陶走近我们。”
告别张迪熙的小院，我的指缝里还留着陶泥的气息。
无论是在博物馆的陶器展厅驻足不前、久久凝视，还是在文物修复室尝试拼合陶片，抑或在体验馆亲手赋予陶泥器形，在这个快得恍惚的时代，我刻意慢下来，以掌心贴合古人的节奏与温度——我仿佛握住了他们递过来的手，思接千载，悲喜相通。
陶瓷不语，却记录下了时光与心灵的交会。那一刻，我与陶，仿佛彼此相通。
责任编辑：杨丰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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