祖父病死在两年前的春天。

他已到了耄耋之年，算得上喜丧。当我走进灵堂，遇上那些样貌陌生的亲戚时，未能从他们的脸上找到悲痛的情绪。我绕过人群，坐在角落里，听他们闲聊、谈笑，总忍不住去想：祖父的死亡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？死亡成了难得的契机，可供举办一场家族聚会，顺理成章地打探一番他人的近况，好当作之后的谈资。至于死者的近亲，他们只需说几句体面的慰劳话，便算是完成任务了。

大舅公恰好瞅见了我，凑过来说：“侬伐要难过哟，侬屋里向有啥事体全可以来寻我。”

“我伐难过。”

闻言，他皱了皱眉，变了脸色。

当时的我确实深陷在负面情绪的旋涡中，被种种矛盾的情感所折磨。这些情感绝不是悲伤或不舍，似是由厌恶、憎恨、苦恼与怀疑混杂而成。但是，当一纸死亡证明真正地落定，我却没有分毫愿望成真的满足感，反倒开始质疑他怎就这样一走了之。积累下来的怨愤没能在他死后消散，更像是一块巨石砸入水中，激起大大小小的浪花与涟漪，让我的情绪时而低落、时而高涨。

那一天，时间漫长到令人烦躁。等到亲戚们全数散去时，我早已精疲力竭。母亲收拾着凌乱的客厅，父亲慢吞吞地按着计算器，在纸上涂涂改改，不知在算什么账。我望着他们不显悲痛的面庞，心里莫名平静了一些。我似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他们的心情与我是相似的。白天在灵堂中，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好几次有了逾矩的言行，结果反倒让父母为难。大舅公尤为愤慨，直言：“侬怎么做爷娘的？没把小囡教好！”父亲和母亲垂着头，大舅公抨击的重点也逐渐偏移，最后他竟谴责起我的父母未能照顾好病榻上的祖父。

事后，我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事，迟迟感到后悔。父母没有责备我，只是问我第二天的葬礼能否到场。若是我不愿意，他们会为我找个借口。

我回答说：“我会去的。”

告别仪式在殡仪馆举行。不凑巧的是，从清晨开始天气就不好，天空覆盖着灰沉的阴云，断断续续地下着雨，看不到放晴的迹象，一把又一把素色的雨伞被搁在殡仪馆的门口。父亲一只手抱着遗照，另一只手牵着我。疾病使他消瘦，手掌却仍然温暖。母亲则站在稍远的地方，接待前来嘘寒问暖的亲戚。

轮子咕噜噜地滚动，我们看着遗体被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推出。葬礼的主人公——我的祖父，像是睡着了一样躺在灵柩中，层层叠叠的素色花朵几乎把他掩埋。他闭着眼睛，灰白的头发卷曲而稀疏，脸皮松松垮垮地挤出一道又一道皱纹，眉眼鼻唇不协调地歪斜着，因久病而变形的面容让我感到陌生。人群围拢在遗体周围，四面八方传来哭声，在各种各样的声音里，祖母号啕的哭声支配了全场，姑姑哭得尤为凄戚。我不知道这些眼泪究竟有多少是出自思念与敬重，又有多少只是气氛所致。他们或许在回忆过去，或许在悲叹现在，也可能什么都没想。父亲沉默地站着。即使在葬礼的氛围中，我也和昨天一样，并不觉得悲伤，眼泪却控制不住地落下。

大约是在我六岁的时候，曾外祖母过世了，不久之后，曾外祖父也随她而去。我在那时第一次理解了“死亡”的概念，知道了家人的相伴并非理所当然，令人心碎的别离会在不可预知的某个瞬间骤然降临，内心恐惧不已。在父亲身边看他工作，为母亲的家务活搭一把手，与祖父一起看电视节目，等待祖母端出美味的点心……我不愿相信这样的日常会在未来的某一日结束。父亲、母亲、祖父、祖母，自我有记忆开始，我们五人便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

然而，后来的我已不再将祖父视作家中不可缺少的支柱。若非长久积累下来的复杂情绪，一个人很难对自己的血亲有如此含混的印象。我不清楚父母怎样看待他们与祖父的关系，但我对祖父的态度转变，其开端应该是在六年前。

事情有关一锅扁尖老鸭汤。这是一种具有江浙特色的汤类，扁尖笋软嫩咸鲜，和鸭肉、鸭架一起煮，配上去腥的葱姜黄酒，滋味恰到好处。白天，父亲炖煮的就是这种老鸭扁尖汤，锅盖被掀开的同时，蒸汽便从锅中冲出，鲜香味在厨房弥散开来，令人食指大动。母亲从房间里探头看了一眼，脸上挂着笑。祖母坐在门边，邻居上楼路过时，与她寒暄了两句，问什么东西那么香，她便答：“我儿子烧了扁尖老鸭汤。”

晚上六点，家里准时开饭。我走进客厅时，祖父已经坐在他的位置上了。我和母亲将菜与汤从厨房端出，又拿了碗去电饭煲前盛饭。待我们在桌前坐定，祖父正从汤锅中夹起鸭胸肉。他只咬了一口，便板起脸，将肉块丢回了汤里。

“肉伐酥。”

这话不可谓不败兴，父亲当场发起了火，而我的母亲罕见地黑了脸——直至两年后，她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用我听到耳朵生茧的抱怨词句念个不停。“咬过的肉还丢回汤里，他还想让我们吃吗？”她拉着我的手，愤愤不平，仿佛这事就发生在不久前。

那天晚上，母亲和祖父吵得很凶。祖父生气的时候，会把酒杯的厚底往桌上重重一敲，这是小时候的我很害怕的声响。然而，十八岁的我已经听厌了这个声音，于是从座位上起身，端着碗回房间吃饭，只求眼不见心不烦。我回忆着过去喝到的老鸭扁尖汤的滋味，假装那鲜味与肉香正停留在舌尖。父亲和母亲应该都不会再喝那锅汤了，我也一样。

爸爸是体谅他，才接替他来做全家的晚饭。但是爷爷从来没夸过他做的饭菜。不是肉不够软，就是汤不够咸；不是做法不对，就是火候不足。明明不是做法的问题，只是因为他上了年纪，牙口不好了，味觉迟钝了，他还非要全怪在爸爸头上。这次是把咬过的肉丢回去，以前做得也很过分，趁我们不注意偷偷往汤里放盐，等爸爸尝出味道不对找上他，还要反过来说是爸爸厨艺太差。他不就是靠这些事来维护自己一家之主的权威吗？

我的日记越写越长，回忆也不断向着过去蔓延，将记忆中一件件的小事挖掘了出来。在我的笔下，祖父是何等令人讨厌的人：为人寡言少语，可说出口的话里十句有九句是批评和抱怨，剩下一句也绝不是对家人的关心与称赞，唯独会在酒后变成牛皮精，滔滔不绝地夸耀着过去的“丰功伟业”。他往日喜欢跷着二郎腿坐在电视机前，一大早就把声音开得震天响，或是背着手走来走去，为了某个他不愿说出口的目的翻弄家里的抽屉。他不爱干净，总喜欢从外面捡拾旧雨伞与电路板，把房间弄得脏乱不堪，不仅染上了麻烦的皮肤病，还给这个家带来了火灾和触电的隐患。而且因为嗜酒的缘故，他身上总弥漫着一股酒臭味。生活中的邋遢说来说去也都是些小事，真正令人绝望的是祖父不愿沟通、拒绝改正的态度，无论我们怎样找寻易懂的词句，试图得到他的理解，于他而言终究是一道又一道耳旁风。

可这和我记忆里的另一个祖父模样有些偏差。

教室外，雨水安静地打在檐台上，我回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的雨天。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学生，在三年级以前，都是由祖父接送回家的。放学时，我会奔向那辆用塑料编织袋搭起雨棚的三轮车，一边喊着“爷爷”，一边爬上三轮车的后座，躲进那窄小的空间里。下雨时，雨水噼里啪啦地打在塑料布上，我一边听着雨声，一边在塑料布撑起的小小空间里散漫地做着白日梦。我想象着编织袋做的雨棚变为华美的小屋，想象着绘本中的小动物在马路上奔跑，想象着长大成人的自己会是多么成熟而从容。时至今日，我依然喜欢一个人待在狭小而昏暗的空间中，用幻想填满世界。

我写进日记的却不包含这些事情。我几乎回忆了一整节晚自修，怎样都找不出一句好话来——就像他对我父亲做的饭菜也没有好话那样。我实在不能理解，为何一个人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？为何他的身上竟找不到能让我像爱其他家人那样去爱的品质？面对这样的祖父，我还应该不假思索地保持尊敬之心吗？

写完这篇日记后，我一边默默地流泪，一边惊诧地意识到，原来在这些年里，我对祖父的敬爱早已被磨损了。

半年之后，我异地求学，回家的次数便更少了。我定期与家里联络，和父亲聊一聊近况，听母亲说些家长里短的话题。母亲最爱和我聊外婆的事，有时含笑和我说她从外婆那里听来的街坊趣事，有时对外婆的胃病和眼疾表示担忧。但有些时候，她的心情会很差，我不知晓是什么原因。中途有那么一次，父亲告诉我，祖父竟从超市偷了一瓶黑胡椒粉回来！平时他只是让家里人觉得别扭，可偷窃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简直能想象到父亲是如何发现了调料柜里多出来的瓶子，又是如何去向祖父质询，逼迫他支支吾吾吐露出真相的。那时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月，我也不便再去追查细节，只是暗自祈祷这样的事情可别来第二次——幸好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假如一切只到此为止，那关于我的家庭、我的祖父的这一系列事件虽算不上美满幸福，但也仅限于家人之间的小摩擦。纵有种种不快，日子总还能继续过下去。然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转变的那个契机，却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个好消息。

那天可能是二月的某个日子，也可能是三月，总而言之，是在2020年那个压抑的春天。我待在次卧里，余光瞥到祖父独居的小房间的门忽然打开，电视机的声音模模糊糊地传出来。祖父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在次卧门前一晃而过，不久后，传来了一个迟疑又含混的声音，用方言喊着我父亲的名字。

主卧里响起了父亲的声音，问他有啥事。随后是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，过了五六秒，祖父才答道：“我大便里有血。”

我听到主卧传来转椅磕碰桌子、轮子在木地板上咕噜咕噜滚动的响声。

父亲问道：“多少辰光了？”

“几个号头了。”

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样的对话意味着什么，只是震惊于这怯弱的态度竟出现在了那个油盐不进、我行我素的祖父身上。在事关生死的困境面前，他朝着总被他斥责的儿子低下了头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。父亲气得不轻，反反复复地责骂祖父为何早先不说，“非要在这脚跟头讲”。我不确定祖父对现状有几分了解，他只是垂着眼皮，任由父亲高声怒骂，不作任何反驳。

待祖父回到房间后，偷听到全程的我跑去问父亲，想知道他对这件显然很棘手的事有何打算。父亲并没有立刻回答我，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，一手拿着手机，另一手滑动屏幕。密密麻麻的黑色文字躺在惨白的底色上，既是近视眼又得了老花眼的父亲只得将眼镜推到额头上，把手机拿近，眯着眼仔细阅读。他确认着挂号事宜，在我重复了一遍问题后，才烦闷地答道：“还能怎么办？只能陪他去医院呗。”

“那我要做什么？”我又问。

“你又进不了医院，再说了也不一定是大毛病。”

“如果真是大毛病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”

“别想那么多，先写你的作业去。”

不久，父亲的这一丝侥幸心理被击得粉碎，祖父被诊断为直肠癌。父亲经受的压力显而易见，做起事来却仍雷厉风行，毫不拖延地办理着从住院到手术的种种手续。事到如今再回看那时的事，不难发现我父亲何等焦急，这种焦急甚至影响了他的决策：他没有接受姑姑与姑父保守治疗的建议，也没有征询祖父的兄弟们的意见，更不要说与我商量了——在他眼中我仍是个需要保护的孩子。

至于接受手术的祖父自己，他虽有选择权，可是对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又生着病的老人来说，子女说什么，也就只能是什么了，就算有顾虑，劝上几句便也接受了——不然还能怎么样呢？我虽不在现场，却也不难想象这样的场景：在疾病与死亡面前，他彻底失去了一家之主的权威，变得弱小而佝偻，不安地等待着命运的判决。

等我再次见到祖父时，已过去了一个多月。父亲在楼下按响了门铃，楼道里响起两人的脚步声，一个笨重，一个稳健。祖母迈着迟缓的步子，急切地打开了家门，母亲提起热水瓶，往半满的水杯里倒水。我站在角落里，看着父亲搀扶祖父进了家门。祖父扶着桌子挪了几步，“啪嗒”一声坐下，整个人陷在客厅的椅子里。他瘦了一圈，面颊凹陷，脸上也鲜有血色，腰边挂上了粪袋，却有种死里逃生的精气神。他的憔悴，以及憔悴中迸发的生命力，一同构筑起了一种独属于病人的气场，令人觉得可怜。

父亲安顿好祖父后，坐在了客厅的另一边，神色疲惫。他连续陪护了整整一周，人消瘦了，精神也很差，简直像是把自己的生命力转移了一部分给祖父一样。

“侬迭趟去了两个礼拜，回来了就好好休息。”母亲把温水递给他，又瞥了一眼祖父，“伊是啥情况？”

“手术是成功了。侬也看见了，这只粪袋要一直挂着的，满了就得换。”他指了指那半满的粪袋。

父亲又说起了医院里发生的事。他说，术后监护的第一天非常危险，他看输液的状况不对，马上去找了医生，这才让祖父逃过一劫。父亲虽被这么一遭折腾去了大半精气神，语气却是欣慰的。他招了招手，让我走到祖父面前，和祖父好好地打个招呼。我照做了。

我想，父亲每一次和祖父吵架，其实都是为了祖父好，他由衷地希望他的父亲能康复。他们共享着一些我所不知道的父子间的回忆，接受了血缘带来的联系，并且坚信这种联系是牢不可破的。所以，即使在后来的三年里，祖父一次次做出顽童般的举动，他也维持着孝子的应尽之义，再一次地投注希望。

手术之后，祖父需要挂着粪袋度过余生，节制饮食，严格禁酒。父亲实在是放心不下他，又不想让祖母太过劳累，便要求我母亲辞职一段时间，在家里帮助祖母照顾尚还虚弱的祖父。母亲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安排。她帮祖父换粪袋，为他洗脏衣服，监督他吃药换药。但不多时，祖父那恶劣的态度便使她情绪崩溃，后来表现为她和祖母之间的矛盾。

祖母与母亲之间的矛盾，来自两人对待祖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。母亲不爱这件被强加的差事，只当照顾祖父是一份工作；祖母却不同，对她来说，照料丈夫是一件自然而然、毋庸置疑的事。我很难理解祖母对祖父的感情，在将近六十年的打磨之中，它似乎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亲情，有着一套自洽的运转逻辑。她嫌恶祖父，却也维护他；她深爱祖父，却又憎恨他。祖母的言语和行动是矛盾的，她嘴上不停地叱责，可做的事却几乎成了对祖父的娇惯，甘愿做牛做马地满足他的一切要求。祖父讨厌身上的粪袋，又从不关心自己的睡姿，几乎每天都要弄脏衣服床褥，家里成日成夜地弥漫着臭气，祖母就一遍遍地一边责骂一边为他清洗干净，哀叹自己命苦，埋怨老天怎让她有这样一个丈夫。祖父不想吃饭，她就拿着碗进进出出，变着法地准备不同的点心，问他要不要吃。我总觉得，祖母现在所做的事，与她在我幼时溺爱我的表现，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。

祖父自己也像是在短短几个月里变成了不满十岁的孩子，贪吃、爱玩、怕疼。那些简单的医嘱，他再也没放在心上。不是偷吃零食，把碎屑撒一地，就是偷偷买酒，被发现了也不肯承认。他的记忆力开始退化，总是很快地忘记自己做过的事，有时也认不得人。有一次，祖父不记得自己五分钟前已经吃过了药，正想再吃一颗，被祖母赶紧抢了下来。我便去找父亲，道出了自己的猜测：“爷爷是不是老年痴呆了？要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？”

父亲立刻否认：“他就是年纪大记性差了，你勿要乱说。”

一直到祖父过世，我都不知道他是否罹患阿尔茨海默病。他只是随心所欲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，并很快为之付出了代价——他贪杯把自己喝进了医院。有时是父亲去照顾他，有时则是姑姑去陪护他。我中午上完网课从房间里出来，偶尔能看到姑姑搬了个矮凳坐在客厅里，跟我打招呼。她有时帮忙炒个菜，一起吃午饭，但更多的时候是坐在那里刷着手机短视频，和祖母零零碎碎地闲聊几句家常。脏污的裤子被丢在浴缸边上，早上是什么样，傍晚还是什么样。这也成了我母亲指责姑姑一家时必不可少的一条证据，父亲只能在旁边听着，满腹忧愁。

他后悔当初做主让祖父接受手术，而非选择保守治疗，母亲火上浇油，埋怨个不停。我听着他们的牢骚，也悔恨自己未能参与那么重大的决策。粪袋损害了祖父生活的质量，也使我们受害，没有一个人觉得现在的生活是开心的。

我感到这个家在逐渐分崩离析。或许隐患早已埋下，祖父所患的直肠癌只是恰好被撬动的支点，让一切往不幸滑落。我一时间分不清，到底是病痛让祖父变成这样，还是其他原因。

即使是这样糟糕透顶的生活，也还有恶化下去的余地，使人陷入更深的绝望中。2021年的春天，我早已回到杭州参加线下授课，就在这段时间里，父亲确诊了胃癌。他与母亲藏藏掖掖，母亲只在电话里说父亲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，一直到手术前才把确切的消息告诉了我——我甚至都来不及请假回家去见父亲。

想到母亲要陪护父亲，家里只剩年迈的祖母和麻烦连连的祖父，我赶紧打电话给已经退休的姑姑，请她在我父亲住院的这些日子里看顾两位老人。大半个月后，父亲终于出院，我也向学校提交申请回家。半天的颠簸后，我推开陌生而熟悉的家门，看到了身躯单薄的父亲、任性不已的祖父和骂骂咧咧的祖母。母亲把我拉到一旁，颇有些无奈地说：“你晓得伐？侬爸刚出院两天，侬爷爷竟然让伊修电视机！”

“让我爸修电视机？”

她看向父亲，满眼心疼。

“对，让个病人修电视机！”

我深感震惊。父亲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沉默不语，但这并不代表父亲的内心比我们平静。祖父让刚出院不久、身体还虚弱的父亲修一台破电视机时，父亲究竟在想些什么呢？

尽管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，但父母的压力终究传递到了我身上，精神上的重负几乎压垮了我，我开始觉得一切不幸的根源在于病痛。它让这个家在短短的一年内崩溃得不成样子。我不理解父亲在想什么，我不知道他看着深陷于痛苦中的祖父还做出些不合时宜的举动时，是什么样的心情。成人的智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究竟还存在于那具躯体中吗？

父亲察觉到了我的异常。某个晴朗的傍晚，在我例行陪他散步时，他告诉我：“我身体现在这个样子，已经管不了太多了。你别把你祖父的话太放在心上。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脑子也不太好了。现在有你祖母照顾他，你就不要跟他太计较了。”

父亲上过手术台，算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似乎看淡了这一系列家庭矛盾。他隔着衣服揉了揉创口的疤痕，说：“他对你不是还挺好的吗？小时候你还挺亲他的，今年过年他也给了你红包。你多想想他对你的好，就不会那么生气了。”

2023年的春天，祖父又一次在家倒下，我爸立刻喊来了姑姑，两人一起把祖父送去了医院。我先给母亲打电话汇报情况，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她马上回来。随后，我掰着手指回忆这是祖父在手术后第几次进医院，虽说还未查明，但应该和之前一样，又是他偷偷喝酒损伤了脆弱的肠胃。

不久后，父亲打来了一通电话，他急匆匆地说：“你找一下你祖父的身份证，送到九院来。”

“好，东西放在哪里？”

“在我们房间的抽屉里，钥匙在小冰箱旁边。你就坐地铁过来。”

我从证件堆里找出了祖父的身份证，上面印着的证件照看起来非常陌生，与如今的祖父只有轮廓相似，简直像是另一个人。我将身份证揣进兜里，按照父亲报的路线去了医院，刚走进大厅，就撞上了一些亲戚。他们挨在一起，气氛沉闷，正讨论着什么。父亲绕过人群朝我走来，悄悄地把我拉到无人的拐角，拿过身份证，低声说：“你祖父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”

“刚走的，没救回来。”

在父亲要求我拿身份证的时候，我就隐隐有了预感。如今，心中的预感得到了证实，我却禁不住怀疑现实。那样硬朗倔强的一个人真的死了吗？祖父的幽灵仿佛还萦绕在我们身边，家里的争吵与暗地里的嫌隙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父亲问我要不要再去看祖父一眼，我迟疑了。我隐隐约约地想起了曾外祖父母过世那会儿，母亲与外婆忙着操持葬礼，而六岁的我一个人待在角落里，想着“死亡”究竟是怎样一回事。我不再能看到曾外祖父与曾外祖母闲坐在客厅中的身影，不再能听到他们慈祥地呼唤我的声音，我对他们的记忆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褪色，就像外婆抽屉里的老相片那样，永远地缺失了某些细节。

现在，我的祖父加入了死者的行列。这在六岁的我单纯的思维中，是令人恐惧的未来，可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却只是令人怅惘的现实。我在他面前隐藏自己的心声，尽量逃避许多我想不清楚的事情。但我并没有想过，他会这么突然地离开，毫无征兆地撒手人寰。在我的想象中，他会在病床上衰弱下去，在医院度过昏昏沉沉的几日后，于弥留之际吐露几句模糊不清的真心话。而我会在这最后的时间里，不顾他的意愿，在深爱他的同时道出我长久以来积蓄的不满，告诉他长久以来带给我们多少困扰。无论他是否能听懂，又作何反应，随着祖父的生命画上句号，一切就结束了。

可他就这样离开了。我的情绪找不到出口，茫然而愤怒的状态在我身上持续了好几天，贯穿了整场丧事。告别仪式结束后，我和父亲在等候室坐了一会儿，父亲久违地开起了玩笑：“你祖父最喜欢吃席，现在他死了，来了很多人，他倒是吃不到自己的席了。”

这个玩笑不怎么好笑，与其说是想要逗乐谁，不如说像是在感叹些什么。我们将骨灰盒送到灵堂，又踏过碎石铺成的路，去烧家具。这时雨下大了一些，送葬的行列里，母亲搀着祖母，父亲抱着遗照，而我则帮父亲打伞，四个人都远远地站着，默默地等候祖父用过的家具、被褥和衣物在火中彻底烧成灰烬。灰白的烟雾腾空而起，消失在雨幕之中，祖父在这世间留下的物质痕迹几乎消失得一干二净。

“你多想想他对你的好，就不会那么生气了。”某日的夕阳之下，父亲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。而我赌气地回答：“我忘记了。”在各式各样的负面情绪将心灵堵塞时，那些碎片一样的好的片段便被掩埋于记忆的深处，覆上尘埃，黯淡无光。直到这一刻——当祖父生命的痕迹化作烟尘与焦炭尽数消失在雨中，清凉的雨水才将记忆的尘埃一并洗去，恢复了它原本的面貌。

我开始后悔曾与亡人说过的一些重话。在祖父生前，我也没能完成与他的道别——我没有说出我的真心话，没能与那个解决不了家里复杂关系的自己和解。这场雨后，那些话是否曾说出口，已经不再重要了。那种酸涩的感受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萦绕在我心中，我不知如何面对，只好赌气般再说一遍“我忘记了”。

送葬的所有流程结束后，我与父亲、母亲、祖母回到了家中。祖父曾在卧室留下的痕迹早已被清除得干干净净，独留灵堂中那方方正正的骨灰盒。曾经觉得不会到头的争执声消散了，也不再有电视机吵闹地播放《西游记》的经典剧集，更没有玻璃酒杯厚厚的杯底敲在木桌上的声音。没有他的身影，没有他的声音，没有他的气味，只有一张全家福留在了老相机中。这个家忽然变得好空旷。父亲把伞搁在阳台阴干，开始摆弄他的花草；母亲看起了新闻和电视剧，音量一如既往调得很小；祖母坐在阳台的窗边，呆呆地看着楼下一朵又一朵飘过的伞花。

我也坐在窗边，窗外的雨声与我童年时呆坐在三轮车上听见的雨声，两者渐渐地重合在了一起。这样的心境，对于祖父过世之前的我来说，是难以想象的——就在告别仪式的前一日，我还把情感着重放在病痛带给一家人的伤痛上面，可那些伤痛似乎已随着焚烧遗物的烟尘远去。这一切皆在雨雾中被洗净，余留下来的只有回忆。无论是好的回忆还是坏的回忆，两者都没有轻重之分。它们不像强烈的情感那样令人疲惫不堪，仅仅存在于我的心灵之中，成为我的一部分。

雨声里，我的视线变得模糊，时间久了，记忆也许会同样如此。

责任编辑：马兵